10月5日起，新京报陆续推出四期黄金周婚礼调查，主题涉及“份子钱”、“婚宴花销”、“领导婚宴”、“结婚彩礼”。根据记者对北京、湖北、河南、内蒙古、福建、广东等多地数百对新人及其亲友的调查显示，越来越高的份子钱，越来越奢侈的婚宴，以及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元的娶媳妇礼金，已成为婚礼中的“不能承受之重”。

　　昨日，新京报记者专访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、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高巍，他从历史和民俗的角度解读了中国婚宴、彩礼、份子钱数千年的演化，并建议政府部门、社会组织、媒体共同努力，积极引导摒弃陋习。

　　彩礼从“大雁”变成“现金”

　　新京报：娶媳妇要送彩礼，是从古代开始就有的传统吗？

　　高巍：对。周朝时，男方娶亲时送的吉祥物是大雁，寓意夫妻恩爱，相互遵守誓言。唐宋以来，男方向女方送现金作为彩礼的较为普遍，具体数额据家庭情况而定。

　　新京报：为什么要送彩礼？

　　高巍：封建社会有个观念问题，认为将女儿辛苦养大，却成了别人家的人。女方到男方家，相当于多了一个劳动力。这需要男方支付女方家属一定数额的费用，其实如同“卖女儿”。宋代以后，“卖女儿”现象越来越普遍。当下婚礼中，动辄数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“彩礼”钱，其实起源于“卖女儿”，这是封建陋俗，不值得提倡。

　　新京报：古人婚礼中，亲友是否也送“份子钱”？

　　高巍：周朝以来，也有“份子钱”，但更多的是送实物，达官贵族一般送一些首饰、丝绸，坊间一般送老母鸡、狩猎猎物，表达美好祝愿。

　　建国初期婚礼曾极度简化

　　新京报：从古至今，婚礼的形式有什么变化？

　　高巍：周代到上世纪中期，并没有饭馆承载婚宴，有身份的人往往在家里设宴，普通人家则在露天大街上摆流水席。建国后到“文革”末期二十多年时间，婚庆中的《周礼》被彻底废除，婚礼极度简化。新人结婚时穿上洗干净的衣服即可，新郎一般借辆自行车，戴着大红花接走新娘。两人共同置办一些家具，单位同事来家祝贺一下，也没有份子钱，亲友间相互通知一下即可，不需要吃婚宴，也不需要彩礼。

　　新京报：从什么时候起，婚庆方式又开始复兴？

　　高巍：“文革”结束时，迎来改革开放浪潮，婚礼及相关仪式慢慢复兴。亲友、同事之间，小范围地吃个饭。亲友送一些茶壶、糖罐、被单等作为“份子钱”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，慢慢由实物到钱，亲友间给新人十块二十块作为份子钱，男方则给女方数百元甚至千元作为礼金。不过这个时候的婚宴标准多在50元一桌。真正的婚礼攀比之风是在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里。贫富差距逐渐拉大，富起来的人则带头“一辈子只办一次婚事”，逐步开始办奢华婚礼。

　　新京报：是什么原因导致奢侈办婚礼？

　　高巍：开豪车、请明星助阵、星级酒店举办奢华婚礼、给女方数十万的彩礼……这不一定是本家的意愿，可能是没有看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模式，所以选择跟风，人家拼的是钱，咱也跟着拼钱。这种作法的背后，反映出过多关注物质文明。操办婚事，有了经济基础，旧传统陋俗又沉渣泛起，这值得警醒。

　　份子钱高价饭让婚礼变味

　　新京报：男方是否该给女方家属数万甚至数十万彩礼钱？

　　高巍：尽管给彩礼是一种习俗，但一定要认识到，这是一种陋俗，这是由“卖女儿”延伸过来的，不值得提倡，也不应设置标准。女方到男方家庭，是平等主体的结合，已经不再是“嫁鸡随鸡嫁狗随狗”，结婚是男女双方平等自愿的一种结合。

　　新京报：应该如何看待份子钱？

　　高巍：目前的份子钱已经完全变了味，一些父母给儿女举办婚礼，目的之一是将花出去的份子钱再赚回来。另外，份子钱逐年走高，给家庭带来沉重负荷，有些亲友还因为份子钱发生矛盾，这已失去了份子钱“送祝福、祈愿”的意义。建议将份子钱多元化，比如，新人喜欢书画，给新人量身定做一个书画作品，这比只给钱更有意义。

　　新京报：关于新人办婚礼，有什么建议？

　　高巍：数千年的婚庆史发展到今天，因份子钱、高价饭、让人瞠目的礼金等，已然变味。在办婚礼之前，新人们一定要弄明白，结婚是相濡以沫、相互帮扶的过程。当你去体会这些深意的时候，就不会将婚姻当成举办一场奢华婚礼就能完成的事。年轻人喜欢表达个性，可以尽可能地把独特的创意加入婚礼中，不要只关注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衣服、收多少份子钱。喜庆热烈、庄严朴素的婚礼应该是未来主流。

　　新京报：怎样才能让婚庆观念改变？

　　高巍：政府部门、社会组织、媒体等需要渐进式地给社会以积极引导，摒弃陋习，让“份子钱”、“高价饭”、“红色炸弹”等热词渐渐式微。这种改变需要时间，但相信并不遥远。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